一位作者在回顾他的小学生活时写道：“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学习成绩不好，但父母的宽容使我并不惧怕家长签字之类的小事，只是内疚不能成为他们的骄傲。有一次我的考卷忘了让家长签字，老师不许上课，要求必须回家补签。有几个同学或因为家远，或因为父母上班都不在家向老师央求，概无例外，于是有的哭泣，有的低头站在墙角挨罚。我因为家离得不远，刚好妈妈休息，就撒开腿往家跑，到了家催妈妈签完字，脚都没停就一口气又跑回学校。也许是我跑得太快了，我在教室门口一出现，班主任就露出一脸怀疑：‘这么快！’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递给她卷子，说：‘我跑来着。’她刚接过卷子就猛地一拍桌子，‘你说！这是不是你签的！’我有点惊愕，扫了眼妈妈一笔一画认真签写的名字，保证道：‘真是我妈签的，她字写得不好，文化程度低。’没想到老师根本不听解释，一挥手，把卷子粗暴地扔到地上，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我说：‘你撒谎。’我清楚地记着当时的眼泪，是怎样一颗一颗冒出来又掉下去，砸在地上，砸出很响很震耳的声音，以至我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了，后来她的声音浮上来，她命令把卷子捡起，站到墙角去，不要妨碍大家上课。我弯下腰，捡起地张无辜的卷子，那份屈辱，当她的面把它揉成一团攥进手里。她被激怒了，咆哮了，我以为她会打我，但是没有，是我妥协了，又把那团纸，那团被蹂躏得面目全非的纸一点点展平，而心灵的折痕是永远无法展平的。后来是请家长，爸爸妈妈都证明，我是清白的。我没有错，平白受了污辱还要写检讨，检讨我揉卷子的行为，检讨我的态度，对老师的不尊重。”

这位作者在文末写道：“我想我是记仇的，事情过去快20年了，我仍然耿耿于怀。可能我不豁达，缺少不计前嫌的风度。但正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恨也会刻骨铭心。有恨才有爱，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夜与昼的关系。没有人能在左脸被打之后，再伸出右脸，即使有，那也是违心的、被迫的、不正常的。”

读这则材料，我为我们学校存有的专制式教育痛心。教师如果对学生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将吹牛拍马、打击报复这一套引入师生关系，迫使学生接受“不听老师言，吃亏在眼前”的现实，那么，造成的局面就会如一位教育家所言：在今天中国的教室里，坐着的是学生，站着的是先生，而在精神上，这种局面恰恰打了个颠倒——站着的先生占据着至尊之位，而坐着的学生的躯体内，却掩藏着一个战战兢兢地站着，甚至跪着的灵魂。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在《领袖们》中谈到：中国的教育制度可以为群众提供很好的教育，却失去了中国的达尔文和爱因斯坦。因为中国的教育制度过分强调每个人样样都好，样样搞统一，从小把他们训练得十分驯服，从小灌输要听大人话的思想，不容许有独立见解，更不允许有爱因斯坦那样“离经叛道”的现象出现，这样只能培养出守业人才。

——是的，我们再也不能用“听话”之类的老观念去要求学生，给学生捎去屈服，捎去屈辱了；我们要用“赏识”的眼光去看待学生，给他们以自尊，给他们以自信。

马斯洛在人的低层次需求和高层次需求之间作了著名的区分，并认为低层次需求的满足是高层次需求得以满足的条件。教育要“发展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个性有没有终极目标？如果有，那终极目标又是什么？借用马斯洛需要层次说，我以为，如果有终极目标，那无非是“自我实现型人格”的初步塑造！要“自我实现”，没有“尊重”，缺乏“自尊”是行不通的。

诚如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中所言：“哪里没有对人的尊重，哪里就很少有能尊重自己的人出生，出生了也活不长久。”

老师们，让我们记住，教育拒绝蛮横的主帅阿伽门农对自尊的大将阿基琉斯的心态：“我要……让你清楚地知道，我比你强多少，也使其他人小心，不要……当面给我顶撞。”（《伊利昂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