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像往常一样,上完课悠闲地往办公室走。“老师”。在楼梯拐角处,“冒”出一个学挡住了我。“老师,我想上音乐课。”看样子是等了好长时间了。
“什么?”哼!我又没拉下课,竟然在路上截着我要课,这么没礼貌。心里这样想,但碍于面子还是和气的说:“你是七年级二班的吧?我们不是每周都有音乐课吗?”
“是……,不是……”孩子有些紧张,低头摆弄衣角。“我想听你上的每一节课”。
啊?真新鲜,原来他是想“专修”我的音乐课呀,我的心好像被重锤锤了一下,一阵巨颤。自己教了十几年音乐,整天忙忙碌碌,但却什么好事也挨不上,经常抱怨音乐教师是“后娘”,百无聊赖之际只能吊儿郎当地混日子,没想到还有学生向“专修”我的音乐课。我真觉得无地自容,我感到我的脸火辣辣的。哎!这样混下去真的不行,我要做一个真正值得学生崇拜的老师!
“行啊。”为了补救自己的“过失”,明知这样做违反教学常规,还是答应着。“但是,我的课一周之内内容都是重复的,你觉得有必要吗?”
“不,老师我就想上你的课!”他仰起头,很执拗地说。
我没辙了,良心告诉我不能再搪塞他了,但通过几句交谈,我隐隐感到这孩子的性格与一般孩子相比有一些不同。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我必须经过与班主任和学校领导商量才能做决定,并请他告诉班主任老师。
回到办公室,经过向班主任老师了解情况,他叫瑞涛,单亲家庭,性格孤僻,平时不爱与人交往,学习成绩中下。我把此事详细向学校领导作了汇报,大家分析了该生的情况,认为瑞涛同学提出这种要求是一种冲动,但其中也反映了他性格中的偏执。经过反复斟酌协商,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学校准备以此事为契机对瑞涛同学进行帮助、教育,由我担任主要辅导老师。这样,学校破天荒地批准了瑞涛的要求,允许他“选修”音乐课。
从来没有像这样一次感到教育是如此沉重。平时理论挺棒的我,如今觉得理论只是“捉襟见肘”,我找来了一些教育书籍,什么费斯汀格、霍夫兰德、詹尼斯……,我翻译了个遍,从理论上找对策。
第二周,瑞涛成为我音乐般的“专修声”,我到哪个班上课,他跟到哪个班。客商他听得格外认真,我不是地请他范唱、回答问题,及时地表扬他。一周时间他好像变了个人,爱说话了,活泼了,在我面前落落大方,有说有笑。我也发自内心的高兴,因为只是我用“心”当老师的结果。
一周以后的一个课外活动,我把他叫到了琴房,表扬了他多方面的进步,这时的瑞涛脸上撒满了阳光。“但是”,一个转折我引入正题,“要想成才,光学音乐是不行的……”。过了几天,别班的音乐客商再也见不到瑞涛的影子了。
期末,又向班主任了解情况得知,瑞涛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爱说话了,还经常参加班级组织的一些活动,学习成绩提升了十个名次。
这件事已经发生几年了,可每想起它,我就充满了工作的热情和对生活的热爱。在教育界一些成功人士面前,我不敢居功说这是一个教育案例,因为这源于一个被我们称为“弱势”孩子对我的心灵悸动,愧疚地说是学生教育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