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教育；挑战；机遇；国际竞争；WTO
加入WTO后，我国开始全面地融入国际社会。虽然WTO主要是一个侧重于经济贸易方面的协议，但从根本上来说，对我国的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影响是深远的、全方位的。当前，对于我们来说，首要的任务是打开大门勇于经受国际竞争的洗礼，除了熟悉、把握WTO规则和切实履行一系列承诺外，还要分析存在的风险和机遇，以便从实际出发选择、制定并实施应对举措，积极地参与国际教育合作与交流。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教育从主体上看都属于公益事业，教育的性质是非营利的，其基本职能是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由于教育关系到国家主权、经济发展、社会道德、民族文化传统继承等一系列问题，各国政府在开放本国的教育市场时，态度可谓慎之又慎。因为多年来WTO“游戏规则”的实际情况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教育市场，而发达国家在设定很高门槛的情况下，使发展中国家难以进入发达国家的教育市场。开放教育市场的前提是不对等的。由此看来，我国的教育市场如果不能有节、有序地开放，就有可能冲击原来已有的教育秩序，产生教育商业化的不良后果。
教育所面临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人才的竞争与“教育服务”的竞争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的国情特殊，属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雄厚，教育基础较薄弱、教育体制欠灵活，在很多方面都不具备优势，因此，面对发达国家强力的冲击，我们的压力是较大的；另一面，我们对WTO的规则不熟悉，准备不足，教育的法律法规需要修改和完善。
人才的竞争将体现在生源的争夺和高水平的教师、管理人员、科研人员的争夺上。我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原本先天不足，师资欠缺，观念滞后，因此，教育规模及质量都尚未较好地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招收新生时不但有数量的限制，而且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限制，以致不少要求接受高教服务的人员难以如愿。2001年，我国高考取消了年龄的限制，就多招收了以前被划为已超龄的16625名学生。我们办学的机制缺乏灵活性，学生选择学校和专业的空间不大，为了不致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而在志愿表上填了“服从分配”；一些青年即使是收到一张最后寄来的录取通知书，也顾不得看其是否符合个人的志愿和个性的发展就去报到了；入学之后想转学或调换专业大多数院校都不允许。入世之后，国外教育机构、师资、资金、管理的进入，必然会争去一部分生源。
可以预见，这种对生源的争夺，虽然主要在高等教育，但也势必会影响到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参与竞争的不仅会有发达国家的名牌院校，而且会有某些已加入WTO的发展中国家的名牌院校。此外，国外的教育机构还会用各种形式和途径来中国争夺留学生。例如在中国开设留学生预备班，与中国的某些大学合作，让学生在国内读一两年外语之后再出国深造。对待留学生，人家的观念与我们不一样。我们过去把外国接受中国的自费留学生看做“文化渗透”，深恐留学生带回洋思想、洋学术。过去，留学生主要由官方派遣，而且十分审慎。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醒悟，意识到别国早已把留学生事业当做一项产业在做。
除了生源，还有毕业生和教师的问题。入世后，随着大量商贸机构的进入和高教市场的开放，一些外语、计算机和专业能力都较强的毕业生有可能流向国外的商贸机构或学校。一些虽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和事业心却不擅长搞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重用的教师和教研人员，因心境不佳而思“动”，就很有可能被国外的学校或有关机构以高额聘金挖走。此外，入世后的“以人为本”的情势将迫使企业寻求优秀人才。国外学校培养的优秀毕业生会进入企业的视野，从而影响本国毕业生的就业市场。现代国际社会人才的流动原本就是自然而正常的事。我们要留得住人才，引得进人才，就必须革除官本位社会的种种弊端，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人际氛围，而且要尊重人才、尊重个性，以事业留人、待遇留人、感情留人。这是首要的问题。
“教育服务”的冲击，简言之即是对我们办学的冲击。按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凡收取学费的教学活动都属于教育服务的范畴，纳入教育服务贸易，WTO的成员国都有权参与竞争。由于观念上的差异，我们的办学和教育管理在机制上还不能完全与国际接轨，办学渠道不多，方式不够灵活，专业结构还不能较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财务投入又往往捉襟见肘。如此，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虽然能照常撑持下去，但在有较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就会明显地表现出优势不足。
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入世后将拥有一个广阔的潜在市场。一是因为在入世环境下，需要一大批经专业培训并具有丰富的世贸知识的业务技术人才，二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经产业结构调整，第一、第二产业都将精简出剩余劳动力，特别是第一产业所精简的人数会更多，且这些剩余劳动力要想再就业，其自身的基本素质必须提高；三是中国还需要大量的中等技术人才，而目前人才结构的现状是两头大中间小；四是社会上自觉要求接受再教育的人越来越多，向学习化社会转变的趋势已经形成。因此，职教、成教和技术培训市场被人看好，国外教育机构和资本势必也会介入，在这一领域同样会面临一场竞争。
值得我们关注和重视的还有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服务贸易的影响。网上虚拟教育的飞速发展，促进了教学形式产生根本性变革。国外教育机构也会通过网络教育、远程教育等多种方式介入我国的教育服务领域，它所带来的影响是大范围的。
总之，教育在入世后所面临的风险是较大的，然而机遇也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机遇大于风险。从理论上说，按照“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规定，虽然给了中国高等教育向外输出技术、知识和使之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机会，也允许我国资本投向外国进行教育贸易服务，加强国际交往，但由于目前我们在这方面尚不具备大的优势，因而这种输出的机遇还显示不出大的“使用价值”。我们比较注重的是入世后我国的教育将获得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这将会从四个方面体现出来：
一是入世有利于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随着国外先进的教育机构及资本的进入，办学渠道和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会逐步缓解我国的教育规模和质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矛盾（即教育市场的供需矛盾），促进教育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加快教育的优化和开放进程，缩小我国教育与发达国家教育的差距。二是有利于促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国外办学力量及教育理念、教育管理、教育方法的涌入，必将促进我们自身的改革，政府的行政职能和行政程序势必要加以调整，特别是人事管理制度和整套运行规则会发生变革，以便在机制上能更快地与国际接轨，把我们的教育推向国际化、现代化、信息化。三是有利于新型人才的培养和造就。入世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且全方位的，绝非仅局限于培养少数熟悉、掌握WTO谈判规则的人才，高素质人才资源的竞争压力将进一步增大。因此，教育职能部门势必会借机推行专业重组，优化专业结构，加速教材的改革和重编，优胜劣汰，消除教育泡沫，从而提高教育质量。四是有利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学习化社会。入世后我国各行各业技术人员急需更新知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新体系。总而言之，借助外力发展自己，克服传统的惰性，我国的教育便会充满生气。
对于受教育的群体来说，入世带来的主要是机遇。虽然一时难以全部体现出来，但这种机遇将使许多人改变一生的命运。在不久的将来，多元化的教育市场将会形成，卖方市场将转变为买方市场，学校挑学生将转变为学生挑学校。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无疑是大好事。因为有了选择空间之后，才能由“要我学”变为“我要学”，从而有利于个性的发展，有利于创造能力的培养和发挥，有利于高素质人才的脱颖而出。这对于受教育者和社会都有积极意义。
外来的冲击，还势必会引发教育界内部的竞争。在过去没有竞争或有竞争但不激烈的情况下，在旧的教育体制中，部分教师能凭资格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凭人缘好拿荣誉。但在内外都有竞争的情势下，就不能不产生一种紧迫感了。所以入世对教师也是一种挑战，一种压力，促使教师提高自身水平，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直面风险和机遇，应对是必然的。笔者认为，创新观念是应对这一情势的首要条件。只有创新观念才有理论的变革，体制的变革，以及整个教育过程的一系列变革，才能突破传统观念，组建现代教育的新平台。而创新观念绝非易事，必须在再三的碰撞与博击中才能逐步树立起来。面对入世环境，业界一些人的心态是抑郁的。《南方周末》有言：“有些知识分子是吃中国文化的饭的，他对全球化忧心忡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反过来说，你再忧心忡忡，你想挡住全球化的潮流，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也就是为了进入这个世界的体系。”此言理智而深刻。我们务必调整好心态，转变观念，努力去适应新的时代、新的形势，尽快进入现代化的开放性的教育环境。
政府和学校务必制定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化压力为动力。据教育部有关人士透露，政府在入世后的三至五年内，将考虑发行政府债券，并积极争取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民间的外资贷款、赠款来支持教育的发展。这就是说，高教市场已决定向国内外私人资本开放。面对一部分农民和“下岗”职工的子弟对高昂的学费不堪重负，而一些高收入者的子女又因录取分数线的划定有钱买不到满意的高教服务便转向国外求学的实际情况，政府有必要稳住大多数院校的收费标准，逐步完善贫困学生的资助和贷款体系，改善办学条件，多开办二级学院，以抑制中国在“教育服务”领域贸易逆差的扩大。在此基础上，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开部分高校的学费限制，使价格成为教育服务质量的体现。此外，政府还应通过立法来建立高教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的运行规则。由政府确定的某些特权，如高考录取分数线在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保送制度、获奖加分等都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办法，铲除教育腐败的土壤，确保政府自身的形象与威信。
所谓与国际接轨，主要是机制的接轨。我国的高等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最根本的还是体制问题和整个运转中的机制问题。空泛的行政化、官场化的管理和“政绩工程”之类的管理与WTO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按官场原则进行的评估、检查、评比、项目审查和人才选项等都有可能导致一些教育泡沫、学术泡沫和政绩泡沫的泛滥。所以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管理体制，使高校的运行机制与国际接轨是入世后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当然，我们很难指望在短期内收到很好的效果，但入世必将有力地推动高校的运行机制与国际接轨。
入世后国际商贸管理、MBA等一类新型人才的急需，促使高等教育调整结构，重组专业，重编教材，引入新课程和新技术。教育部对此已作出一些部署，要求各高校在本科教育方面积极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急需的专业领域，力争三年内，外语教学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10％。清华大学MBA学费从5万元提高到7万元，报名人数还是超过招生人数8倍多，这说明我国高校的这类专业奇缺。清华MBA项目负责人杨斌博士说，清华不会因报名人数增加而增加录取人数，清华一直把自己定位于创品牌、走国际化道路的位置。面对日益凸显的国际化竞争趋势，清华MBA在培养结构上可能进行调整，如2002级IMBA（国际班）可能扩招。整个国家人才结构的调整，首先是依托高等教育结构的调整。清华把自己定位于创品牌、走国际化道路，不失为一流大学的姿态和风范。
面对全新的挑战和机遇，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都要加快教育软件的开发，跟踪网络教育和远程教育新技术，以数字化、网络化推动信息化，使我们的学生能够适应信息时代的社会环境。同时，在对WTO成员国的境外消费（如留学）、商业存在（合资办学）、自然人流动（人员的互派、引进）等“教育服务”贸易中，力争互利互惠，以达到双赢的效果。
注释：
[1]周满生：《机遇与挑战并存》，载《教育信息报》，2001年12月29日。
[2]王蒙：《全球化能把中国文化怎么样?》，载《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2日。
(浙江师范大学 金明生 《教育探索》2002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