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在跟某中学校长座谈时，我再次谈起蔡元培。该校长先是一头雾水：“谁是蔡元培？蔡元培是谁？”继而大不以为然：“我熟悉苏霍姆林斯基，但不了解蔡元培；我耳闻过阿莫纳什维利，但没听说过蔡元培。”
闻此言，我心深处，猛然涌起一股悲凉之气。
一位著名的外国学者说过：“世界上著名大学的校长很多，如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等，但还没有一个校长像蔡元培先生一样能对一个国家和民族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蔡先生身上，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有一种不可言说的人格魅力，先生无愧是培养大师的大师！”
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蔡元培先生是如此崇高、伟大，而作为一个中国校长，竟不知北大之父、中国现代教育之父是谁，竟不知“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所指何人，窃以为，此校长阁下的无知，决不是全校师生的福祉！
设若全中国学校校长有半数以上类似该校长之认知水平，那么，我敢说，这决不是我泱泱中华教育的福祉！
此非危言耸听。
打个比方说，设若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假如法国人不晓得拿破仑，可以想见，美利坚可能不是现在的美利坚；法兰西也不是现在的法兰西！其实道理很简单，一个国家的国民，倘不具备强烈的民族精神、炽热的国家情结，那么这个国家的国民就是人格不健全的国民，就是素质低下的国民，这个国家就永远不可能强大。而美国的华盛顿与法国的拿破仑，恰恰是本国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换言之，即是该国家民族精神的偶像、化身和灵魂！
同样一个道理，中国教育界，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领导、各类学校校长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设若不知或漠视蔡元培，我敢说 ，这就等于尚未发现教育真谛；尚未参透教育要义；尚未汲取教育精髓。如果真是这样，我还敢说，无论是什么形式的教育，也都将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当然了，我深信，中国教育，了解蔡元培的同志毕竟占多数。君不见，北大校长一任接一任，但人们首先想到的还是蔡元培校长。这是令人欣慰的一面。但是，真正全面、深刻、透彻领会“元培精神”、“元培思想”、“元培人格”的人，恐怕不是很多。
不才袁某浅陋得很，约略知道些皮毛。今儿个斗胆写出来，一则向长眠于香江一隅的寂寞的蔡元培先生深深地鞠躬、致敬；二则与每一位景仰、缅怀先生的诸位同仁共勉。
蔡元培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完人”，位列“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百位名人”之中，其放射出的耀眼的人格魅力，集中体现在一个“大”字上，具体言之，就是正大的宗旨，博大的思想，伟大的人格！
一、正大的宗旨——教育救国与教育独立。
蔡元培为什么选择献身教育？因为在他看来，教育能救国；
蔡元培为什么倡导教育独立？因为在他看来，教育独立能办实事。
清朝末年，自誉为“天朝”的清国大厦，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震荡与摇撼中，洋人东进，先是输鸦片，后是瓜分土地。华夏古国拼命抵抗，先是虎门销烟，后是太平天国运动。特别是1898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亡国危机震憾了中国，“救国”成了有志之士的奋斗目标。怎样“救国”，当时有着多种思路，一是以康有为、孙中山为代表，目标集中于夺取政权，实行政治改革；一是以张謇为代表，着眼于发展经济，振兴实业以促国家富强。还有一种则是试图提倡新的文化教育，通过培养人才，提升人的素质，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来改变社会。
面对民族积贫积弱、国家被列强凌辱的社会现实，蔡元培以民族道义为已任，最终毅然选择了教育。他说：“国家富强，恃乎人才，人才陶铸，端赖教育”，同时，又指出：“自人文进化，国家之贫富强弱，与其国民素质之高低、学问之深浅成比例”。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和贫弱，屡受列强侵略，主要是民众文化素质低，科学技术落后，其根本原因是教育落后。只有发展中国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发展科学技术，才是国家走向强盛的基本途径。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蔡元培出任首席教育总长。建国之初，各部长官在对建设什么、怎样建设感到茫然无措之际，他主政的教育部却已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从而使我国学校教育逐步摆脱了封建教育模式，使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自然科学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新的现代教育体系雏形。
大家知道，民国初年是政治纷乱、党派之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在当时的国家与党派领导人之中，蔡元培是唯一一位把新文化建设放在首位的政府官员。所以，他能摒弃党派之见，把立宪派范源廉请来担任教育部次长，不怕得罪党内同志。他的这一举动，不仅使教育部的改革得到立宪派的支持，而且使这些改革举措在蔡元培辞职期间，甚至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仍然能贯彻实行。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做了民国大总统。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多次请辞，袁世凯也表示竭力慰留，并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正色道：“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这铿锵有力、咄咄逼人的话语，坚定地表示了对人民负责，对独裁的轻蔑。在场的许多官员顿觉有一股浩浩然严正刚直之气扑面而来，不禁肃然起敬！
蔡元培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在政界的影响与威望，不遗余力地支持、帮助教育巨子们的教育探索。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企图将教育变成他们的统治工具时，蔡元培挺然为之，不畏强权，奋力摆脱官僚体制对教育的控制，公开主张“教育独立”。他说：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且享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与各派教会更迭的影响。这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风范和大无畏的理论胆识与气魄。
我私下里认为，学者与官员之间的关系向来是天然冲突的。学者需要一颗纯净的童心，而官员于世俗中难免染污蒙尘。如果将两种角色兼而任之，其事业则很难同时有成，至少也会陷入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而蔡元培却是唯一一个特例。
蔡元培除了投身革命与赴海外留学考察那几年，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官。历史当然不会轻易地青睐一位无所作为的官僚。他以独特的先知先觉的学识与卓而不群的业绩，穿梭于官府、学府之间，所以，蔡元培一方面被人看作是政绩卓著的教育行政长官，另一方面，更被人们视为学贯中西的“一代宗师”。这又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罕见的现象。
蔡元培对中国文化教育发展所作出的创举性的巨大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九个方面：第一，创办培养干部的新型学校与爱国学社；第二，改革封建教育制度，为我国近代教育发展奠定基础；第三，废除小学读经，取消大学经科，正式设立文科；第四，开创小学男女同校、大中学校吸收女生的先河；第五，重视并提倡社会教育，在教育部第一个设立社会教育司；第六，推广普通话，创立新汉字；第七，第一个提出在学校开设美术课；第八，以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改造了当时的旧北大；第九，提出“小学教员，其责任比总统还大些”的名言。这些个贡献，要超过中国近代以来任何一位大师级学者，其作用，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教育制度的重大改革，改变了中国文化教育的面貌，深深影响了我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教育发展进程，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教育之父。
二、博大的思想——兼容并包与网罗众家
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风云际会，群雄蜂起。以纸笔为刀枪，左冲右突的骁将不胜枚举。然而，执掌帅旗，领袖群伦，且让众战将翕然钦服的，唯蔡元培一人而已。
蔡元培性情内敛，雍容大度，颇具长者之风。他不像陈独秀、鲁迅那样个性张扬、锋芒凌厉；也不像胡适、蒋梦麟那样热心政治、看重功名；他甚至又不像刘半农、钱玄同那样能够口诛笔伐、冲锋陷阵。他最大的特点是，能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化育一代学风。
关于这一点，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上表现尤为突出。
1912年，蔡元培在担任教育总长时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五年时间，走马灯似地换了严复、章士钊、马相伯、何燏时、胡仁源5任校长，校园内依然是死气沉沉、腐败污秽的样子，其道德之沦丧，风气之败坏，实为触目惊心，大有不可救药之势。有的教员本身就是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架子倒不小；有的教师不学无术，一心只想当官；有些有钱的教员与学生则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吃过晚饭后便坐洋车直奔“八大胡同”嫖妓。更有甚者，学生中还流行一种坏风气，即所谓的“结十兄弟”，就是10名臭气相投的学生结拜做兄弟，毕业后，大家钻营做官，谁的官大，其他人就到他手下当科长，做秘书。由此可见，当时的北京大学，简直就是一座衙门，一个“官僚养成所”，哪里象什么“最高学府”！
1917年1月，蔡元培以一介平民的质朴姿态，自“大风雪中”，迈着沧桑的步伐走进红楼。从他迈进这座大学之日起，便不再为锈蚀的“官僚机器”提供新的零件。上任第五日，他便面向全校师生发表就职演说，阐述他的“学术救国”、“道德救国”的观点。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之机构，乃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尤当以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而不当以升官发财之阶梯，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他还讲：“方今风俗日下，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故必有卓绝之士，力挽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
这种精辟、勇敢、诚挚而富于感动性的呼声震开了当年北京八表同昏的乌烟瘴气，不但还北京大学一个新灵魂，而且给全国青年一个新昭示。
钱理群曾说，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从官场走向象牙塔，正是从蔡元培踏进北大这一天开始的。
蔡元培入主北大后不久，便提出了光芒万丈的十六字箴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在此方针下，蔡元培把北大改造成一片“精神的圣地”。
有了他提倡的“思想自由”，北大的研究室，变成了一座潜力巨大的“思想发动机”，从古老的孔孟之道，到最时髦的克鲁泡特金；从最顽固的文化保守主义到最先进的全盘西化论，各种思潮在这里碰撞、激荡，并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他严格遵循“兼容并包”原则，不拘一格延请人才，聚拢天下精英为我所用。他极力反对校内或校际间存在派系，认为“只能有学说的宗师，不可有门户的领袖”，只要是言之成理，于国有益，什么人都可容得下，赖此，先生广泛招揽天下俊彦，既吸纳共产党李大钊，又容留帝制派刘师培；既吸纳国家主义派李璜，又容留无政府党派李石曾；既吸纳激进派陈独秀，又聘任乡村建设派梁漱溟；既吸纳新派胡适，又容留复辟派辜鸿铭，难怪辜鸿铭接到聘书时感慨地说：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两个好人了，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辜鸿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被章士钊、梁启超、周谷城、沈尹默、梁漱溟等名流极力反对的圭角毕露的激进派陈独秀、细行不检的新派胡适，终为先生力排众议而聘用，其结果，一个成了缔造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一个则做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正如胡适之先生所言：“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
谈到中国近代的美术教育，蔡元培先生堪为奠基人，他倡导的“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美术教育界影响甚巨！举凡近、现代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些风云人物，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刘开渠等大师，无不受过他的提掖和影响。从这种角度讲，说蔡元培是“培养大师的大师”亦同样凿凿有据！
蔡元培是一位有中心思想而无门户之见的宽厚长者，他兼收并蓄，不偏不倚，宽大容物。他和胡适之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争论，颇能说明这一点。蔡元培对胡适有知遇之恩，但胡适“得理不让人”，坚持认为蔡元培苦心考证的《石头记索隐》是“无稽之谈”，毫不客气地撰文批评。蔡元培不以为忤，撰文与胡适进行商榷。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对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是至关重要的。
另外，蔡元培还亲自主持成立了各种协会组织，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雄辩会、行知会、静坐会、爱国学社、进德会、新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画法研究会等等。同时，还倡导创办了《新青年》、《新潮》等颇有影响的期刊杂志，试图努力将学生的精力与注意力引导转移到读书、研究学问、关心国家大事上来。
自1917年1月到1919年5月，通过二年多有效整饬与教化，赌博、打麻将的少了，读书、做学问的多了；狎妓、奸通的少了，砥砺德行的多了；做官，当议员的少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多了。从此，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高学府。蔡元培的学生傅斯年后来曾撰文评论说：“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尽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播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
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角度看，蔡元培改革旧北大的最大贡献是把北京大学经营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堡垒，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与文化思想的面貌。如果说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那么，蔡元培则领导了中国文化教育的转型，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奠基人。
三、伟大的人格——自省修己与荐事助人
蔡元培自省修己之一是他的身教。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一辆四轮马车驶进北大的校门。这时，早有两排工友恭恭敬敬地站在两侧，向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鞠躬致敬。他缓缓走下马车，摘下礼帽。落落大方地向工友们鞠躬回礼。在场的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是前所未有的事情。北大是一所等级森严的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的待遇，从来就不把工友放在眼里。今天的新校长怎么了？
像蔡元培这样地位崇高的人向身份卑微的工友行礼，在当时的北大乃至中国都是罕见的现象。这不是一件小事，北大的新生便由此细微处开始。蔡元培希望自已的这一行为开风气之先，使得这所古板的国立大学焕发生机。他的这一行为，是对北大官气的一个挑战，他以自己的行动树起了一面如何做人的旗帜。
蔡元培自省修己之二是他的不扰人。
蔡元培当年住南京成贤街中央研究院办公厅的时候，他房间的外间为某君所住。他出进时必经过此处。一日，先生起身较早，欲到外面去，可是外间的某君却酣眠未醒，先生恐惊扰了该君的好梦，竟一声不响地度回自己的房间看书，直到某君起床后，才走出去漱洗。一个中央研究院的最高长官，竟如此体恤下属，真教人既感动，又钦佩。
先生笃行其是，终生秉承不负于人的信条，即便在他晚年身体虚弱多病的日子里，也硬是强打精神，极力遮掩，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以达到不让人服侍陪护的目的。终于有一天，在不肯让人扶持的情况下，自己起床小便，不慎跌了一跤，于是导致胃出血，转成不可救药的危症。
想想看，当时那个年代，除了蔡先生，谁还能如此“尽为人，独无我”呢？
蔡元培自省修己之三是他的不取于人。
先生常讲：“不扰人为至贵，不取于人为至尊”。意思是说，不打扰人、不麻烦别人，是最高贵的；不向别人收取任何东西是最尊贵的。他是这样讲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先后做过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高官，然而却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连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也没有。他的学生看了觉得很过意不去，就打算以祝寿为由，多捐些礼金，好为他买一幢房子。但此好意，一直为先生断然谢绝。
先生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后，因应酬较多，开销亦大，眼看就要入不敷出。他的部属便在他原来的薪水外多加了200元。此事被他知道后，当场就把多加的钱如数退了回去，并告诉发薪者，生活清苦些不要紧，要紧的是严格守法，不能搞特殊化。
先生一生位居高官，却始终清廉如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千余元，加上衣衾棺木的费用，都是由商务印书馆的人代筹的。
想想看，当时那个年代，能从北洋军匪这口污秽的“大染缸”里干净而出，除了蔡先生，还有谁能做得到呢？
蔡元培的荐事与助人。
先生中过举人、取过进士、点过翰林；既是后清名宿，又是党国要员，还是革命先驱；其资历之深 、地位之高、名望之大，很少有人能及。但是，他从不以此自居，总具平民意识，一点架子都没有，除办公之外，他见客是极勤的，即便是朝餐以前或迟至深夜，对于客人的造访他也必是热情接见的。他有一句名言：人生的目的是为尽义务而来。可见先生的服务心之重。
有一天晚上，十点多钟了，有一青年画家求见，身边的人禀告蔡元培说有人想见他，问是否让来人明天再来。蔡元培说：“请他进来好了。”那人带了几张自己画的人物花卉之类给 他看，并请蔡元培为他介绍工作。蔡元培便请来人在客厅稍坐，立马就替他写介绍信给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总政治部主任潘宜之，请求录用。过了几天，蔡元培还专门问年轻人工作落实得怎么样了。由此可见，蔡元培为人写介绍信，决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诚心诚意地关怀、提携青年。
刘开渠是我国著名的雕刻家，曾任中央美院副院长，中国美术馆馆长。他与蔡元培非亲非故，他能学上雕塑，完全靠的是蔡元培的培养，可以这样说，没有蔡元培的帮助，他不仅不能成为雕塑家，恐怕连美术这一专业也丢掉了。他在北京美术学校学习了10年，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无以为生，在朋友的帮助下，辗转到南京，在大学院谋到了一份职业。1927年11月，在大学院里，他走进半敞着门的蔡元培办公室，向蔡元培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去法国学习雕塑。蔡元培微笑着说：“想去法国学雕塑是件好事，但是我们中国还没有派过专人去学，不过，你的事，我会一直记着，有机会就一定让你去！”
到了第二年五月，刘开渠就接到了大学院的委任书，委任为驻外“著作员”。刘开渠喜出望外，可他马上又想到另外一个困难：到法国去路途遥远，他一个穷学生，哪里有钱买船票？刘开渠再次去南京找到蔡元培，蔡元培又笑一笑说：“我已经给你办好了，你拿了我写给中法联谊会的信，转请法国轮船公司，票价可以打折。”
刘开渠到了法国，蔡元培时常写信鼓励他。一次，蔡元培在信中说：“我不在大学院了，你的工资我已嘱大学院照寄”。
蔡元培地位那么高，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宝贵，可对刘开渠的事却一直挂在心上，且为他想得如此周到，使刘开渠大为感动。
回头再看看那些动辄以“没有时间”为由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某些“牛轰儿”领导，真让人觉得好笑。请别怪我不留情面 ，我一下就能触到他们骨子里的东西。他们之“没有时间”，是针对地位比其低的人故意“拿的架子”、“摆的谱儿”，比如：百姓求见，他没时间；下属拜见，他没时间；同僚进见，他没时间。那么，他什么情况下有时间呢？领导会见，他有时间；上司召见，他有时间；情妇约见，他有时间。
话扯远了，马上回来！
上文是笔者私下里理解并记述的“元培精神”、“元培思想”、“元培人格”的大概。归结一下说，以教育救国与教育独立为核心的“元培精神”是正大的；以兼容并包与网罗众家为核心的“元培思想”是博大的；以自省修己与荐 事助人为核心的“元培人格”是伟大的。
当然，由于笔者学识水平的限制，不可能深层面体现“元培精神”、“元培思想”、“元培人格”的全部内涵。在此，不才不胜惭悚、惶恐之至！
诚如五四健将傅斯年先生所言：“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又如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所云：“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写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
傅、陶两先生皆一语成谶了。
不信，试看当下之教育，实在不敢恭维：学校里人文精神的严重失落，早已是掩盖不了的事实。许多学校几乎成了养成资格之所，学位、职称成了不少师生唯一奋斗追求的目标，做大官、赚大钱、娶美女毫不遮掩地成了许多学生上大学的公开动机。在这种实利主义的巨大诱惑下，不少领导忙于创收、忙于升官、忙于出名、忙于“钱学交易”。机构的商业化、官僚化运作的结果使得很少有人真正地关心科研与教学，最后无可避免地导致了科研与教学的大幅度“滑坡”。特别有趣的是，过去专职学术工作者，苦读十个甚至几十个春秋，尚拿不到硕士研究生学位，而如今的某些领导与企业老板，百忙中兼职读个十天半月，就轻易弄个博士生导师什么的，我们不得不佩服领导与大腕们的绝顶聪明！
再看今日之教育，陶行知所描绘的那样的教育家也不乏其人。君不见，上蹿下跳、东跑西颠的“官僚教育家”；教死书、死教书的“教书匠”教育家；盲目跟风、自以为是的“花架子”教育家，全国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不妨彻底自查一下，我敢说此类“伪教育家”，决不可能没有！
有，不可怕，关键是善于自省，勇于改正，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变“伪教育家”为“真教育家”。
笔者认为，为真正振兴和繁荣我大中华教育，就必须呼唤元培精神的回归，而欲达到预期效果，第一个改革对象便是校长。
大家知道，学校是教育的载体，校长是学校的灵魂。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一所好学校必有一个好校长。再说了，只有不懂教育的校长，没有不善教学的教师；只有教学不力的教师，没有学习不好的学生。学生都是英才，教师都是人才，就看你校长是不是帅才！
可见，用好一任好校长是办好学校的关键之所在！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在考核校长时，一定要打破旧模式，改革旧办法，采用新的考评机制。在这里，建议不妨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看该校长是否具有不求官位、不求名利的奉献精神和服务情怀。
第二，看该校长是否具有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国际视野和前沿意识。
第三，看该校长是否具有修己、助人、责己、恕人的道德修养与人格力量。
第四，看该校长是否具有熔铸中外、积淀古今的博大思想与丰富学识。
这是衡量和检测一个校长是否是好校长的硬标尺与试金石。此四条，倘有一条不具备，则表明该校长不够格或不称职，那么，对不起，这个样子的校长阁下请卷了铺盖轮岗去！
公元二OO三年五月十一日初草
注：该文最初发表于教育部主管、华东师范大学主办的的《基础教育》上。后被《中国教育》以“头版头题”转载。此文刊出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