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亲访友

萧丁

    中国人过春节，不外乎两种安排：一是吃喝游玩，放松休闲；二是走亲访友，共叙情谊。不论在城市在农村，走亲访友恐怕是春节里最普遍最主要的活动。

    我少年时代在浙东农村度过。因为家贫，只盼望过年。过年有两件开心事：一是有新衣新鞋，二是可走亲访友。初一穿新衣，初二以后走亲友。走亲戚所带的礼物是：二斤晒干的切面，一个用粗草纸包成斧头状、贴着红纸条、扎着细麻绳的纸包，纸包内是一斤红枣或半斤桂圆，用一只红漆竹扁篮装着，上盖一条新毛巾。这些东西现在的价值也不过二十元左右，可那时要备这样一份礼品也着实不易。连同其他开销，我们要卖掉养了一年的猪才能过一个年。

    到了亲戚家，有吃又有拿。先是吃茶，一般是水铺蛋。接着是点心，一般是盖交面。再接着是用午餐。餐后回家，亲戚当然“有礼奉还”。往往给我们带去的竹扁篮里装上一些米花糖、长生果、烘米糕、红鸡蛋之类，谓之“伴手”，都是给小孩子吃的。我们那时的生活水平就是如此。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年中最好吃的东西了。

    以后到了上海，发现城里人礼品的规格比我们乡下高得多，一般是两瓶老酒，一只蛋糕，成为春节期间公交车上的一道风景。那是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年代，礼品的品种又改变了。春节前夕，车辆堵于道者，大都是周边县市进城送礼的人群。那时的物质生活还不够丰富，于是乡下的关系户就到城里有关部门的“权”“威”人士那里挨家挨户送海货、活鱼、鲜肉、食油、农副产品。到了九十年代，蛋糕盒、蛇皮袋已荡然不见了。超市已经开到了家门口，谁愿意杀鸡、剖鱼，在冰箱里塞满东西！于是城里的人呢，鲜花、盆景成了送礼佳品。乡下的农民送什么东西我是“三脱离”了，但少数乡官村官的收获我听说的。他们不需贪污，乡镇企业家、有求于“父母官”的村民，自会送上纸包、磁卡表示敬意。

    我所来往的群体，尽是迂腐之人。拎着东西到人家里觉得有些俗气。虽然君子之交，不用红包，但来往还是来往的。我所走访的多数是不在位的“老知”“老干”。与他们交往，一是出于崇敬，二是可受教益。耳濡目染，皆有收获。最近因要给老知识分子陈以鸿先生的诗词楹联集子作序，我登门拜访了陈家。陈以鸿先生原是交通大学出版社的编审，八十多岁了。我本以为，这样一位老专家，生活条件一定十分安逸。从一条老式弄堂的后门进去，来到二楼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单间。一进门，第一个感觉是：这不是居室，而是堆书堆物的仓库。一张床，一张吃饭、用茶、看书、写作的多功能小方桌，几张凳子，几个书橱和书架，满地堆着书和资料。地板上没有放东西的空间只有一平方米多一点。要在房间里伸伸腿，肯定会碰到障碍物。做学问的人就是这样，哪怕身无立锥之地，但书籍和资料是不肯丢弃的。那是他的立身之本。

    我同陈以鸿先生接触不多，这次到他家一看，才知是书呆子一个。现在是市场经济、商品社会、金钱世界，你不贪不腐，不偷不骗，洁身自好，当然可贵。但你总得要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呀，总得抓点收入呀，譬如兼点职、授点课不行吗？陈老说：“那不行。我的祖辈教育我要远名利，赚钱的事我不干。人家要我做辅导，我先问：有没有报酬？如果有，我是不去的。没报酬，我就去。”真迂呀，怎么到了今天，还有这样不合时宜的人！

    不过如果多走访一些老知识分子的家庭，这种不合时宜并非绝无仅有。“老知”们的可爱之处在于知足。他们认为生活没有困难就行了。他们追求的不是华屋丽车，高薪厚禄。他们的财富是满地板的书籍，满肚皮的学问。他们最高兴的是同后生晚辈谈诗论词，教人以术，授人以业，让自己身上道德和知识的余辉给别人的心添一点亮色。很多老先生都是倾尽平生积蓄，自费出书，发送亲友。

    走出陈家，我忽然联想到我们单位有位摄影记者陈莹大姐，她所保存的五十年代的舞台照片资料，堪称宝贵的财富。袁雪芬等老艺术家想起要什么图片资料，就会找陈莹解决。陈莹因为退休手续办得早，每月只一千多元收入。越剧舞台上老“梁山伯”范瑞娟，每月也不到两千元，且无别的收入。她要自费出书就有困难。我们的共和国如果没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一大批老劳模，如果没有在各条战线上堪称领军人物的老干部、老科学家、老文化人，我们今天的辉煌就会少几分亮色。当我们沉浸在春节的快乐之中的时候，当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厦层层升起、插向云天的时候，我们要想想为这座大厦夯基垫底的前人，给“老干”、“老知”、老劳模多一点关爱。当然，许多单位都很重视这个问题。比如我所在的单位就比较好，有一种“共享费”，让退下来的人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虽不算多，但对知足者来说，也就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