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实习记者周喆/上海报道
2005年8月7日，上海书城，余华新作《兄弟》的签售活动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结束签售后的余华看上去既疲惫又兴奋。他忽然笑着给记者展示了手里的一个石榴，那上面写着“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小说里的两个时代怀有怎样的感情？
余华：这两个时代我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感情都非常复杂。第一个时代显然是一个反人性的时代，但因为自己童年和少年都是从那里经历过来，就永远难忘，永远怀念它。第二个时代我们正在经历着，有很多很好的东西，但我称之为一个人性泛滥的时代，它有很多毛病。我生活在其间，还是要感谢它。对于人的一生来说，能够经历这么两个有着天壤之别的时代，是一种幸福。
《瞭望东方周刊》：在后记中你用了三个词来形容当代：伦理颠覆、浮躁纵欲、众生万象。后面一个是中性词，前面两个似乎都是贬义词，其中是否表达了你的某种担心？
余华：我用这三个词并不是要贬低或者抬高这个社会，只是对小说下部的内容的概括。对这个国家用不着担忧，我越来越相信我们中国有着强大的免疫力，多少问题要是换在别的国家可能就完了，但是它没事，它一年又一年挺过来。我记得从90年代初起，有很多国外的所谓智囊人士都预测中国哪道坎会过不去，但我们都过来了。怎么过的，自己都不知道。中国的免疫力是全世界最强的。任何问题，它自己都能解决。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历史从文革到今天，你如何理解其中的延续与变革？
余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很难用几句简单的话来表达。这也就是我写这么长的一部小说的原因。出国后，我才知道西方人这半个世纪的生活没有多少变化，而我们这半个世纪的变化是天翻地覆的。所以我在后记中有一个比喻：文革和今天比较，相当于欧洲中世纪与欧洲现在比较。假如欧洲的中世纪是以文艺复兴为结束标志的话，到今天也有四五百年了。在西方一个人要活四五百年才能经历的变化，在中国，活到40岁以上的人就已经都经历了。这对我来说是弥足珍贵的。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很多人有一种担忧，就是若干年以后，年轻一代的人可能会完全抛弃这种沉重的历史感。
余华：我觉得他们很难抛弃沉重。他们虽然可以抛弃文革的沉重，但现在他们已经面临着一种新的沉重。这个时代的沉重，是一种没有方向的，方向混乱的沉重，不给你指定任何方向，你自己爱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而文革的沉重在于你没有方向，必须沿着指定的那个路走。所以两个时代的沉重是不一样的，而且同样令人感到不安。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不少作家的写作都避开现实，而你却坚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并在这部作品中更突出了历史和现实感，这是为什么？
余华：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现实。用现实的方式写小说，并不是就不需要想像。它也需要，而且对想像力的要求更高，因为它要求有一个把握。如果把时代特征虚化地去写是很容易的，而鲜明地去写当然就会增加很多难度，我想我有办法克服它。我希望在下一部作品里可以把今天这个时代表现得更加充分一些。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说你的小说对“小人物”怀有悲悯之心，对此你怎么看？
余华：我自己也是小人物。起码我的成长过程都是一种小人物的生活体验，你让我写大人物，我真写不了，我最多写到一个处长。莫言有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他说作家不是“为”老百姓写作，而是“作为”老百姓写作。因为多一个你、少一个你，人民日子也没有变化，人民不需要你去代表。但作家要作为人民的一份子来写作。我就是把自己作为小人物来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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