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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的讲、读与背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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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学的讲、读与背诵
作者:未知    文摘来源:我爱语文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21
                             第一、讲与读的关系
      讲,是传授与阐释,知者不讲,不知者就永远不知;讲,是精心准备的知识快餐,一个人应该知道的东西太多,书上有的是,到底该看哪些,从哪里看呢,讲就能够给予帮助;讲,是行动热情的扇动机,罗斯福几分钟演讲,就能够让国会同意他对日本宣战,对学生的“讲”能够抛弃吗?讲,是教学刺激的最佳媒体,它有直接的亲和力,要不然,全国裁掉百分之九十九的教师,选几名全球特级教师在电视上讲不就可以了吗?回答是:不行!讲,是引导学生进入未知世界的重要手段;讲,是教学的必要环节。应该怎么把握它呢?学生不懂的,通过启发也不可能懂的,必须讲,比如学生初次接触的新知识;没有必要让学生花时间去钻研的,应该讲,而且讲才是捷径;学生能够自悟的,或者点拨一下就能够悟的,应该少讲;学生通过自己钻研有收获,并且自己也确实能够搞懂的,应该不讲或少讲;必须让学生通过实践练能力的,尽可能不讲。当然,讲多讲少,谁也不可能做具体规定,也无具体标准,只有依据学生、教材的实际情况决定。
      读呢,是感悟的前提,是理解的过程,是继承的开端,是写作的基础。
      朗读,是增强语感的关键。古人虽然未提出“语感”一词,但是在语文教育实践中却是非常看重语感作用的。大教育家朱熹强调说:“大抵观书,须先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要多读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朱子大全·读书之要》)清代在教育方面很有研究的教育家曾国藩,在《家训》中关于读的一段话,对诵读的好处就说得更加形象、透辟。他说:“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读则不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趣。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字觉琅琅可诵矣。”没有语感就谈不上理解,更谈不上运用――说和写。特别是与口语差异大的文言语感更需要通过朗读培养。几乎所有的古代教育家都强调“熟读成诵”,*反复读和多读来达到意会的境界。
      默读,是把文章内容和大脑储备结合起来的思考性阅读,它既可以逐字逐句推敲式的读,又可以扫描式的读。借助字典辞书,在教材上圈点评注,是默读,概要分析也是默读。默读,是学生深化理解的必经途径。
      精读,是指要选择好书读和深入地读。
      博览,是开阔视野,丰富知识必用之法,是写作的基础。因此,古人说:“贪得务多,细大不捐”;“读书破万卷,下笔有如神”;“
      书读千遍,其义自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朱自清先生也说“读书破万卷,下笔有如神吟诵与了解极有关系,是欣赏的必经步骤(《了解与欣赏》)。人教社语文专家周正奎先生在成都市高中语文教师教学研究会上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熟读美文三百篇,不会写作也会编。”可见,如果忽视了学生广泛的读,写作天才恐怕就无从诞生了。
        
      再者,忽视了诵读体会,忽视了阅读的数量和面,忽视了作品思想、情感和艺术对学生的熏陶作用,忽视了广泛阅读的积累作用,学生理解和写作的能力也就培养不起来。事实上,我们国家的语文教学,无论是思想论、文学论占主导地位,还是工具论、例子论占主导地位,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扔掉了阅读积累的宝贵传统。教材选文方面,按单元给学生提供有限的几篇散文、议论文之类,以为学生读了这几篇范文,就一通百通,什么都会。如果学生不会,就指责你教师不会教,少慢差费。这些专家们,连知识渊博的“渊博”二字怎么来的可能都不知道了。巴金先生十三岁就能背《古文观止》,李政道博士十一岁那年,其父让他花一年时间背《论语》和《孟子》,这些事实,不知是否能给我们的专家一点语文要多读、要广泛读的启迪。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人们获取知识的主渠道。学生的宝贵青春不用在知识的积累上,而消耗在无师自通的口语训练和无休止的超越理解力的分析、训练中,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学生不认真多读一些前人的经典名篇,从哪里去获得丰富的知识、优美的词句和深刻的认识?表达时头脑空空,除了几句从街头巷尾得来的口语俗句,还有什么优美精辟的言辞?如果说读几篇有限的范文(且我们选的范文多以思想性为主)学生就学会了语文的话,祖宗留下的成语、名言警句、文化经典之类,早就该消灭了。
          
      但是,语文教育的漫长历史中,讲与读的关系可以说从来都没有处理好过。古代语文教学侧重于学生多读多背,现代语文教学,特别是解放以来的语文教学,基本上是倒过来,以讲为主,寄希望于几个例子的滚瓜烂熟,去通博大精深之语言文化。讲与读完全本末倒置,忽视学生在广泛的阅读中积累,忽视学生的自我感悟。比如,有一个教育资料上讲,一篇叫《粮食》课文,里边没有几个生字词,老师深情地读第一遍时,学生都感动得流泪了,后来经老师这分析那分析,学生听得昏昏欲睡,一点兴味都没有了。象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小学语文教学中,是比较常见的。学生的阅读能力差,恐怕与这种教法是有必然联系的。其实,讲与读,都是不可偏废的。当然也不是二一添作五,讲与读各一半。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在摇摆中生活。语文教学基本上都是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设计教学,偏重讲深讲透,传道、授业、解惑,却忽视了另一方面:学生要在大量阅读、讨论和写作等语文实践活动中才能积累知识、感悟人生、认识社会。事实上,不管教师多么高明,讲述多么生动,仅凭一本薄薄的教材、屈指可数的几个单元,是不可能让学生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社会生活、人文历史等知识的。语文的理解和运用的能力是由基础知识与认识、思想、情感等有机组合的结果。没有大量具有丰富思想、情感和艺术的语文读物的熏陶,没有生活和社会经验的积累,没有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思考,只*几篇样板文章的学习,是培养不出语文能力的。如果教师的讲占完了课堂上的
      时间,课外阅读时间又得不到保证,学生用什么时间积累?用什么熏陶?有一个很简单的现象能证明多读好文章比教师的讲更重要:凡是读过《岳阳楼记》的人,一般很难记得老师当年是怎么讲的,但却至少能记得文章精彩的部分。讲,虽然能传授知识,但讲更应该是点拨,是引导。教学一定要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指导学生阅读上面。朗读、默读,精读、泛读,认认真真地多读,这是学生获得知识信息的主要途径,是积累的前提,是感悟的基础。讲与读本末倒置,学生就失去了积累的时间,也失去了学习的主动性,于培养学生的能力不利。
        
      还有,叶圣陶先生把语文教材仅仅当成例子看的观点,在语文教学方面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把语文教材当例子编,当例子教,仅仅是对语文学习的方式、方法,写作的方式、方法以及对一些概念的外化形式(比如“散文”、“比喻”、“古体诗”之类知识点)的理解而言,它忽略了语文的特点:一百篇散文,就有一百个主题;一千首诗歌,就有一千个思想。例子只能解决什么叫散文,什么叫诗歌;怎样学散文,怎样学诗歌的问题;却不能解决对众多散文、众多诗歌的理解问题,也解决不了写作散文、诗歌的思想和内容的来源问题。语文学习除了学习知识点的内涵、学习方法和写作方法以外,还要通过理解文章的内容、思想、情感、艺术,去感悟自然、感悟社会、感悟人生,并通过这些感悟形成自己的思想认识,产生情感和审美意趣,进而形成认识、审美等能力。没有认识、没有审美意趣,就既无理解能力,也无写作能力。
                                       二、关于背诵
      古人不管学生是否理解文章内容,常常是先让学生把教材读得滚瓜烂熟,直到流畅背诵。这种不分年龄,不分文章内容,一味死读死记的做法肯定是有缺点的。其一,古人对记忆力没有科学的研究,不可能懂得科学地运用记忆力,他们只能从实践中体会到了背诵对于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就一味用加大背诵量的方法来求学习效果。其二,古人读写的内容重在悟道和传道,重在博取功名,因此读背的内容相当狭窄,一般读背的多是传儒家思想的作品,民间文学、杂家著述、自然科技的东西多半不入读背之列。因此,古代语文教育虽然懂得利用少年记忆力强的特点,让他们大量读背,但是培养出来的人,除了屈指可数的政治家、思想家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庸才。很多有建树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都是在传统学习之外有机会广泛涉猎的人。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列举的中国具有世界级贡献的26项科技发明,其中没有一项出自进士、状元之手。这实在是中国古代教育的悲哀。现代语文教育呢,却又抛弃了少年时多读和多背的传统,喜欢讲深讲透。有时,一篇小学的文章里没有几个生字,也找不出几句妙语,思想内容也不过幼儿园就知道的东西,但是就是要满堂讲,或者满堂“讨论”,却很难让学生读背一些富含文学性、哲理性或者科技性的美句美文。小学6
      年下来,头脑里除了认得三千来个汉字(这只是教学大纲的要求量,在客观实际上很多学生未能达到这个要求),就只能回答还记了一些未必只有课堂里才可能接受到的故事和思想,优秀文化的积淀和书面感悟能力都较差。等到这些学生进入高中和大学,理解力增强了的时候,头脑里却没有多少储备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发生碰撞。应该说这是现代教育的一个失误。今天,我们已经懂得了记忆能力和理解能力的特点:机械记忆力随年龄增长逐步由强而弱,理解记忆力却是随年龄增长由弱而强。因此,我们应该从古代语文教育中吸取其合理部分,在学生理解力弱、机械记忆力强的时候,让他们多记一点“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之类的精美又富含哲理的美句、美文,或者读背一些包含自然科学常识、原理的新韵文(如“太阳大,地球小,地球跟着太阳跑”),以备将来理解力强时享用。头脑这块阵地,高雅的东西不去占领,粗俗的东西必然乘虚而入。一味强调通俗易懂,不懂的不读不记,使学生失去了储备中华文化的大好时机,将来头脑空空,看不出这种教育方法好在何处。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同志在《对语文教材编写的三点意见》里说:“教材要按照可以让学生背的标准来编写。”“前几个月在江西《教师博览》杂志座谈,我建议编一本记忆读本,当时主要指的是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趁他们记忆力非常好的时候,把该记的记下来,以后一辈子享用。”“尽管他当时不懂,但你先让他记下来,因为小孩子记那些没用的东西就很多很多,什么‘你拍一,我拍一’等,反正也是记,不如把这些有用的东西放进去一起记住。庄稼浇水,错过节令,再浇也不顶用了。该记的东西就得及时让他记。”(《课程·教材·教法》99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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