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法西斯的兴起

 

一、说不清的一衣带水。

如果说中国与哪一个国家的关系最难说清的话，恐怕就是日本.

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给日本人以如此大的影响。从汉字到围棋，从《论语》到《法华经》，日本人几乎一成不变不变地从中国学去了这些文化精髓。

历史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日本这样，给中国人如此巨大的伤害。

自甲午战争始，哪一次针对中国的战争，都少不了日本，哪一个帝国主义杀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样在旅顺，在南京屠城。

中日两国，说不清的恩恩怨怨，皆用这四个字代过：一衣带水。

因为一衣带水，联系方便，影响也方便。

因为一衣带水，掠夺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来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对被侵略、被掠夺一直有比中国更多的担心。1837年幕府统治者德川齐昭发出语言：日本将是西方攻击的第一个目标。中国太大，朝鲜和硫球又太小，对大不列颠的炮舰来说，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国的道光皇帝先预感到危机。

三年以后危机来了，却首先来到躺在床上抽鸦片的中国。即使如此，鸦片战争对日本的冲击也极大，许多人以此为题著书立说，论述西方对东方的野心，慨叹清政府的失败，并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未雨绸缪，必重蹈中国复辙。

日本还在向中国学习，这回学到的是危机。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也是一个超凝固、超停滞的社会。1864年，东京大学前身“开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读到世界史法国大革命章节，也不禁惊呼：“人类社会之变动如此之剧烈耶？余为之落胆也！”

使日本人开眼看世界的，却是中国的魏源。

林则徐责成魏源写成《海国图志》、《圣武记》、《瀛环志略》，在中国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传到日本却引起强烈震动。这是日本统治者和知识界首先接触到的洋学知识。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在中国。

日本人合上魏源的书睁开眼睛看世界之时，对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

于是魏源成为日本从一衣带水的对岸接受的最后一位思想家。此后它变转向了西方。

于是有了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将翻译过来的思想源源输到中国。

1960年6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上海接见以野翠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代表团。毛说了这样一句话：“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手的，是从日本的书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毛泽东说出一个实情。十月革命炮响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日本传入中国。

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被朱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呼”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朱执信翻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取自1904年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

这一转译意义重大，“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 party。英文com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作此称呼。而“community”出公社之外还有“共有，共同，共同体”之意，如今日之欧洲共同体即用此词。无论commune还是community，都没有和汉字“共产”发生直接关系，communist party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或“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成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图方便地把日文中的汉字搬了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通过朱执信那支不经意的笔在中国大地流传开来。怕他的人咒骂它“共产共妻”，爱它的人则敬之“消灭私有制”，未翻译出来的那部分意思便无人去细想了。

日本比中国早36年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870年，明治维新时代启蒙思想家加藤弘治就把这一学说介绍到日本。介绍的目的不是为了学习，而是为了批判。当时“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徘徊，由于害怕这个幽灵徘徊到日本，明治政府允许这一学说做为反面教材。所以加藤就是这一学说的坚决反对者。他认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主张消灭私有制，是对社会治安最为有害的制度。

马克思主义学说就在声色俱厉的批判声中传到了日本。

但天皇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空前强有力的批判武器，最不害怕的就是批判。于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一发而难收。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这些最新的理论便被同盟会会员一一介绍到中国。戴季陶主要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前四章译成中文，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戴在自序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要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的《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唯物论部分介绍给国内读者。这位后来的国民党右派断言，人类的思想史上，只是到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的进动的原因”，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早期的国民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按瞿秋白在1927年2月的说法，“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和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国民党元老当初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如此不遗余力，是后来那些视马克思主义为洪水猛兽的新贵们能够想象的么？

通过他们的介绍，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从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都是从日本传来。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从美国带回来的。

文化的联系意味着一个国家的反应会迅速地传递给另一个国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曾经是日本文明的发源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却成为东方先进思想学说的集散点。毛泽东说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西方离中国毕竟太远，于是向西方学习真理的中国人，便如周恩来所说的“大江歌罢掉头东，遂觅群科济世穷”，东渡日本学习新思想。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施存统、邵力子等都是留日学生，后来的彭湃、王若飞、周恩来、杨埯公、董必武等也先后留日。

向先进的中国人提供了先进思想武器的日本，却没有走上和中国一样的革命道路。1901年，片山潜、幸德秋水、河上清等人发起组织了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提出“彻底废除阶级制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劳动问题”。

在镇压之下，该党只成立了一天。

1908年，日本政府捏造了企图谋杀天皇的“大逆事件”，数百名社会主义者被捕，幸德秋水等24人被处死刑。

1922年7月，日本在第三国际帮助下成立了日本共产党，但始终发展艰难。日本革命始终除了理论探讨，一直没有进入实施阶段。

日本已经为另外一种主义聚集了足够的能量，那就是：法西斯主义。

二、清水加饭团，酿造日本法西斯。

看到马克思日复一日的泡在大英图书馆，李大钊本人是图书馆主任、毛泽东也曾工作在图书馆，有人便说：革命起源于图书馆。法西斯也起源于图书馆。

1904年日俄战争正酣之际，一个21岁的日本青年天天来到东京上野的帝国图书馆，殚精竭虑地苦读。两年之后，他的重要著作《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写成，自费出版。他就是日本法西斯理论鼻祖之于北一辉。

法西斯主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是传统教科书上的说法，也是最省事的说法。但它不能解释如下现实：为什么法西斯的兴起最初总起源于社会下层、且能将这一阶层的支持保持到最后灭亡。

特别是，为什么法西斯总以社会主义为标榜。

希特勒首先加入的党，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北一辉第一部重要著作，是《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他在书中说日本必须通过“土地和生产机构的公有及其公共经营”，来实现“共产制度”或“社会的共产制”。这项任务的实现者是“下层阶级”。

尽管其本意是通过天皇的“协治”来完成“社会主义大革命”，但他倾注心血之作还是吓坏了内阁。虽然自费出版，也被政府列为禁书。

此时的北一辉崇尚民权革命，还不是法西斯主义者。面对禁箍得连书也不能出的日本，他转而为中国革命而奔走。支持孙中山，结交宋教仁，而且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便立即去中国，甚至写了一篇《中国革命外史》，并在中国把他的名字由辉次郎改为北一辉。

五四运动冲垮了北一辉为中国革命效力的决心。他把这一运动视为排日运动，“眼前所见之排日运动前列鼓动并宣传者，皆为十年间同生共死有刎颈之交的同志”，他为此绝食。抗议无效，便决心离开中国，“告别十余年间参与的中国革命的生活，返回日本。我看到，这十余年间特别加速腐堕落的我国，若继续这样下去而不加过问，则无论是对世界政策，还是对华政策或国内政策，都显然要濒于毁灭。”他的结论是“让日本之魂从地层翻腾起来，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吧。”

回国之前，北一辉在上海完成了法西斯主义研究。

中国青年志士去日本寻找救国真理，日本法西斯组织派人到中国来寻找其领袖人物。1919年8月，标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日本右翼团体犹存社成立，派大川周明专程到中国寻找北一辉。

大川周明比北一辉小三岁，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博士，后来与北一辉齐名为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两个精神领袖。大川对中国并不陌生，1918年就在中国东北“满特”任职。但当他8月23日到达上海，在一间破亭子间里第一次见到北一辉时还是吃了一惊。他没有料到后者如此清苦，仅靠米饭团加清水，在撰写八卷本的巨著《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北一辉已经从中国五四运动的苦闷中解脱出来了，决心完全效力于日本国家主义。他把革命和扩张合为一体，认为“在国际间处于无产者地位之日本”应成为一个“打败英国，使土耳其复活，印度独立，中国自立，其后太阳旗将带给全人类以阳关”的革命帝国。

在上海亭子间炮制革命理论的北一辉也主张限制私有资本，雇主和雇员之间利润均分，抑制藩阀财团，但他的革命依靠的不是工人，而是军人。他认为日本军人是“有兵卒素质之工人”，主张成立俄国十月革命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相似的“工兵会”，让最有组织、最有战斗力在乡军人成为改造国家的骨干力量。这样，他在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之间搭上了一块方便跳板。

后来有人说北一辉的理论是在日本的旧米酒瓶中灌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酒，其实勿如说是在马克思主义中灌进日本的旧米酒。他说：“如马克思，虽生于德国，然而系无国家而只有社会之犹太人，故其主义虽首先并非筑基于国家而是社会之上，但若我日本作为社会组织而有所求时，则唯见国家；”所以“社会主义于日本即成国家主义”。

他的服务对象不是具体的哪一个阶级，而是抽象的国家。于是他的国家主义与西方未曾谋面的伙伴一样，很快变成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

1919年是世界法西斯运动收获颇丰的一年。

5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组织了“战斗的法西斯”；

9月，希特勒在德国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9月，北一辉在上海完成《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

红色革命在俄国，德国，中国蔓延的时候，法西斯主义也不约而同，在西方和东方同时呱呱坠地了。

法西斯主义若要生根，必须凭借危机。

日本正因出兵西伯利亚和“米骚动”面临空前之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政府以解救各国战俘和收回协约国战争物资为借口，出兵干涉新生的苏联。此事大大激发了日本的野心，大正天皇和内阁已经开始讨论如何将西伯利亚并入日本了。

结果事与愿违。刚刚出兵西伯利亚，国内就发生了“米骚动”，波及32县，70万人参加，日本朝野震动，害怕日本也出现十月革命，天皇和历来反对政党组阁的重臣，都不得不同意政党组阁。

于是日本最早的政党内阁----政友会的原敬内阁产生。

政党内阁在日本，一开始就是个减压阀和维持会。正因为如此，从该内阁起，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三个最重要的位置，执政党都不能安排。国家安全问题更在政党管理范围之外。

政党政治从一开始在日本就是个门面。

门面也难以维持。第一届内阁首相就死于非命。原敬是平民出身，想结束藩阀政治，搞西式民主。1921年11月4日在日本东京车站被19岁的中冈艮一刺杀。凶手是铁路雇员，自称为抗议寻欢作乐的松弛风气和日益蔓延的西方化潮流。凶器是车站附近五金商店买的白鞘短刀。

一把五金店买的白鞘短刀，结束了日本刚想冒头的民主政治。

自此，日本政治便有了“暗杀政治”之称。北一辉的国家主义派上了大用场：每一次暗杀都出自“爱国至诚”。热衷学西方的日本人忘掉了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的那句话：爱国心在不少场合，都是被流氓当作隐身衣来使用的。

三、腾空而起的黑翅。

原敬首相被刺前一周，德国莱茵河上游的黑森林贵族城堡区，一个叫巴登巴登的矿泉疗养地举行了一个秘密聚会。三个军衔皆为少佐的日本驻外武官聚集在一起，议论上司和国家，目的与七天后将行动的中冈艮一类似：结束国内的腐败。

这三人永田铁山、小鈿敏四郎、冈村宁次--------皆是陆军中的矫子。在以训练严酷著称的日本军校中，永田的毕业成绩是士官学校第四名、陆军大学第二名；小鈿是士官学校第五名、陆军大学第一名；冈村则为士官学校第六名，在陆军大学获得过大正天皇颁奖。

这三人后来被称为“三羽乌”------日语“三只乌鸦”之意。

国内腐败在他们眼中首先是政治腐败。政治腐败又首先表现在陆军的人事腐败。日本历来藩阀门弟气息极重。明治维新后海军由萨摩藩把持，陆军则由长洲藩把持；山县有朋、桂太郎、田中义一等陆军中坚，无一不出自长州。

三个泡在土耳其浴室里的武官，谈起这些来慷慨激昂。巴登巴登正值旅游淡季，这个清静的地方正好进行他们的密谋。

永田是三人的核心。他1920年6月起被授予在欧洲巡回的全权，但他并不是一个能系统提出思想的人；敏四郎最瘦最精明又最容易激动，驻俄期间拼命看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除了所谓的“部落共产主义”这种模糊概念外，并没有象样的政治见解。不修边幅的冈村宁次摘了眼镜就成了可怜的半盲，带上眼睛又成了凶猛的猫头鹰，他最崇尚前线指挥官那样直接行动，也不是思想家。

三人在高温蒸汽中闷了半天，只想出两条：第一，从陆军打开缺口第二，走法国路线以恢复国力。作为行动纲领来说，这两条确实是不伦不类。

三个发誓要拿长州藩开刀以开始他们革命的青年军官，照样秉承了日本军队中森严的等级意识。巴登巴登本来是四个人，这第四个人就是东条英机，只因为他在士官学校中比三羽毛乌低了一年级，结果只能替永田点烟和门口放哨。

这两条纲领由谁来实施呢？

除了这四人以外，“三羽乌”又在不从属于长州藩，且才华出众的同事中又选出7人，十一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形成了：

他们是：巡回武官永田铁山；驻莫斯科武官小沺敏四郎；巡回武官冈村宁次；驻瑞士武官东条英机；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北京武官松井石根及矶谷廉介。

这十一人都成为后来日本军界的首脑人物。

永田铁山被刺杀前是日本陆军军务局长，裕人天皇直到最后决定投降的时刻，还在地下室里悬挂着他的画像。

冈村宁次为侵华日军总司令。

东条英机为日本战时内阁首相，东京国际法庭上代天皇成为头号战犯。

梅津美治郎日军参谋总长。

山下奉文任驻菲律宾日军司令，号称“马来之虎”。

中村小太郎任过陆相。

中岛今朝吾为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长，南京大屠杀中最惨无人道的刽字手。

下村定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后任陆相。

松井石根为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南京大屠杀要犯。

矶谷廉介，日军第十师团长，在台儿庄血战中与中国军队交手。

以上十一人成为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核心骨干。

巴登巴登聚会之1921年10月27日这天，被视为昭和军阀诞生的第一天。当三只乌鸦从巴登巴登腾空离去之时，他们那张开的黑色翅膀，将给东方带去巨大的灾难。

三个未入日本陆军主流的青年军官为何能量如此巨大？一伙驻外武官如何能够组成一个庞大的令全世界毛骨耸然的军阀集团？

这既与日本历史有关，也与日本皇室相联。

日本从1549年织田信长上台至1945年东条英机自杀，近400年政治的实质就是军阀政治。完成日本近代统一的织田信长、丰臣绣吉、德川家康三位重要人物，皆是拥兵自重的军阀。近代日本，要成为有实权的政治家，首先必须成为军人。明治时代的长州藩山县有朋、桂太郎，萨摩藩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如此，昭和时代的田中义一、荒木贞夫、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也如此。

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日本军阀政治中出现一种独特的低级军官通过暴力手段左右高层政治的所谓“下克上”现象，更与日本皇室紧紧相联。

1919年，大正天皇因脑血拴不能亲政，权力落到皇太子裕仁和宫廷皇族手中。21年3月裕仁出访欧洲，皇室长辈、明治天皇的女婿东久迩宫带领一批日本驻欧武官前来晋谒，裕仁特意为这批少壮军官举行了宴会。在法国，裕仁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微服出访，亲手买了一尊拿破仑半身塑像。这批少壮军官，后来都进入了昭和军阀集团，而那尊拿破仑像则一直留在天皇的书房，一遍又一遍强化天皇对武力征服的印象。

裕仁一回国，“三羽乌”变举行了巴登巴登聚会。这伙不乏野心和献身精神，只缺思想的青年军官，不可能对国家未来做出框架设计。裕仁选择了大川周明，来为他们补上这一课。

裕仁不喜欢北一辉。北一辉在上海清水加饭团炮制的激进思想甚至要求把皇室的财产也交给国家。但裕仁的弟弟秩父宫却对北一辉兴趣极大。他从北一辉身上看到了巴登巴登十一人集团正在寻找的思想。

《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被秩父宫油印出版了。此书一出，日本青年军官们纷纷把它做为策动法西斯活动的理论依据。

大川周明削去了北一辉理论中皇室不能接受的部分，他和北一辉争吵了一夜，最后分道扬镳：北一辉隐进智慧寺，大川周明则受命担任宫内学监。

裕仁摄政后第一件要紧办的事，便是把以巴登巴登集团为基础的“为理想献身的年轻人”，集中到皇宫东面的宫廷气象台，听大川周明讲课。陈旧的气象台是裕仁小时候的经常去处，现在他给它一个新名字：“大学寮”，即大学生寄宿处之意。几乎所有昭和军阀集团的骨干成员，都在这里听过37岁的法学博士大川周明讲述大和民族主义，大亚洲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日本后来企图征服世界的那些庞大计划的草图，几乎都在这里提出最初构想。

皇室权贵的支持，使法西斯主义在日本获得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救国与革命，是20世纪最激动人心、最具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初，一批优秀的中国青年聚集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聚集在广州加入黄埔军校。另一批不能不说优秀的日本青年却聚集在日本东京皇宫，完成了钦定的法西斯思想改造。

《战争呼声》杂志1920年7月发表过大川周明等人的集体信条：

“日本人民必须成为解放人类的旋风的中心。日本民族注定要完成世界的革命化。这一理想的实现以及对日本的军事改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产品。我们认为我们的任务是不仅仅以日本的革命或改革而告终，但我们必须满意地首先进行我国的改革，因为我们对日本解放全世界的使命抱有信心。”

一头法西斯怪兽在世界的东方出笼了。

第一个目标便是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