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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闭窗口 有人认为，继伟大的悲剧之后创作的剧本《雅典的泰门》、《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和《辛白林》都显示出了心情紧张后的疲劳。正如A．L．罗斯评论说：“这些年似乎有一个间歇停顿，看来真是如此。”但是艾略特表示了相反的意见：
越是后面的戏，写起来难度越大。在谈到和听到《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时，我们的惊诧程度在许多地方可以用下面的话表达出来：“我从来没想到那可以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对后面的几个剧本，我们在惊奇的时刻，可以恰当地这样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那样的事能完全表达出来。”最后的几个剧本，我指的是《辛白林》、《冬天里的故事》、《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和《暴风雨》。在这些剧本中，莎士比亚为了给我们展现更深邃的感情世界，已经放弃了平常的现实主义……
无论怎样，莎士比亚的最后三部剧本《冬天里的故事》、《暴风雨》和《亨利八世》，更易于理解。至少，莎士比亚本性所具有的自信、沉着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冬天里的故事》是一部非常美丽和感人肺腑的戏剧。黑兹里特称它为“我们戏剧作家写出的最杰出的剧本之一。”同时，研究莎士比亚的著名学者Q．写道：“《冬天里的故事》是无可挑剔的，甚至无法用语言称赞它。”
在最后第二部剧本中，莎士比亚曾设法寻找一些新鲜的东西，以解决一个深奥的主题，这一主题至今仍困惑着我们，那就是他塑造的凯利班①
这一形象。可以说他为我们具体描述了当今的一个中心问题。但是《暴风雨》中所表现的情绪，已一去不复返了。
我们的狂欢已经终止。这些演员，
我曾经告诉过你，原是一群精灵；
他们都已化成烟雾而消散了：
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景一样，
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
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自身，
所有这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
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没有留下。
莎士比亚的最后一部剧本终于又回到了以英格兰为背景的历史剧中去了。他的历史剧，从《亨利五世》和《理查三世》开始，最后以《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的出世告终。大主教坎特布里总结性的演讲一开始就这样祈祷
这位皇室的公主——愿上帝永远在她周围保护
她——
虽然还在襁褓，已经可以看出，
会给这片国土带来无穷的幸福……
这是伊丽莎白时代到来的预言。它提供给莎士比亚一个赞颂女王的极好机会。在女王1603年逝世的时候，他没有献上他的颂词,现在有机会总结伊丽莎白时代的特征了。正如A．L.罗斯在他的莎士比亚传的结尾写的那样：
这也是莎士比亚的结局，像一条色彩斑斓的巨蛇蛐蜷着身子，闪闪发光——象征智慧与永生——他的著作等身，完美超群。
本·琼生的颂词曾预言：
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一切时代。
这里我援引两位当代作家的话，作为本小节的结束语。
弗吉尼亚·伍尔夫① 冥思苦想一番后，怎么也想不出莎士比亚是如何“遣词造句”的，她在她的日记中写道：
以我们对文学的理解来评断，我可以说莎士比亚完全超越了文学
艾略特把莎士比亚概括为：
莎士比亚的准则就是从始到终持续不断地发展，在每一部戏剧中，戏剧的情节和诗一般的技巧的发展，似乎越来越由莎士比亚的感情状态支配，而其感情状态又由当时情感成熟的具体情况决定……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他的每部剧本的全部意义并不仅限于它自身，要了解某一剧本的全部意义，必须知道该剧本是什么时候写的，它和莎士比亚其他剧本以及前后剧本的关系如何。我们要想了解莎士比亚的任何一本剧作，就必须知道他的全部著作。当时没有一个戏剧作家能达到这样完美的境界……
莎士比亚事业的发展是如此令人惊异，像《汉姆雷特》一样，它可以触动绝大部分人的心灵最深处的情感，并诱发出无比丰富的想象。把莎士比亚的工作和某一自然规律相对应的话，就像彗星向地球靠近然后又渐渐地离开。莎士比亚也是渐渐地离开人们的视野，直到消失在他个人的神秘世界之中。
Ⅱ
现在，我以更不安的心情来谈论贝多芬。由于我在音乐方面没有什么造诣，谈论他会更感到吃力。
贝多芬1792年到维也纳时，已有22岁，他当时一定非常谨慎。他拜海顿（Haydn）、申克（Schenk）、阿尔布雷希特贝格尔（Albrechtsberger）和萨利埃瑞（Salieri）为师。我们可以猜测，当初他是想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他清楚地注意到他从他们那儿学到的东西，并不能改变他自己的音乐思想，因而，一旦他发现他在钢琴上即兴演奏作品的高超技巧能胜过维也纳的每一位音乐家时，他就忍不住了，甚至有时还表现出一种挑战的意味。这样，当海顿轻视他的三个三重奏中的第一个三重奏作品1号时，贝多芬认为这恰恰证实了自己的看法，即它是三个中最好的一个，海顿的轻视是由于嫉妒和怨恨。
这时，贝多芬渴望得到伟大的声誉，他似乎毫不怀疑自己的超群才能足使他免遭所有不幸。他的这一态度在他给冯·策斯卡尔（VonZmeskall）的信中表现得十分清楚。
见鬼去吧！我对你的整个道德体系不屑一顾。能力就是出类拔萃者的道德，这也是我的道德。
这种极端的自信，就来自于这种力量道德观，它注定使他遭受最大的痛苦和磨难。
当他28岁时，第一次耳聋的症状出现了。对听力减退最初的反应是感到痛苦，不时显得暴躁不安。3年以后，他写信给阿芒达牧师（KarlAmenda）说：
你的贝多芬遭到了非常的不幸，和大自然的造物主发生了争吵。我常常诅咒造物主，他常常毫无缘由将他创造的东西遗弃，以致最美丽的花蕾因此常常被糟踏、凋谢了。你只要想一想，我最高贵的部分，我的听觉，大大地衰退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但他的意志并没有消沉，他继续说道：
我决心扫除一切障碍……，我相信命运不会抛弃我，我恐怕需要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我将扼住命运的喉咙。
我们从他在1802年写的著名的埃林耿希泰脱（Heiligenstadt）①
遗嘱中，可以很好地了解当时贝多芬的精神状态。这个遗嘱在他死后，才在他的手稿中发现。遗嘱是如此坦诚，我真想写出它的全部内容，但下面的一段已足够说明一切：
每当我旁边的人听到远处的笛声而我听不见时，或他们听见牧童歌唱而我一无所闻时，真是何等地屈辱！这种体验几乎使我完全陷于绝望：我差一点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是艺术，仅仅是艺术把我从死亡线上唤回。啊！在我尚未把我感到需要谱写的每一乐章完成之前，我觉得不能离开这个世界。
贝多芬承认他曾打算自杀，正是他未完成的艺术这一力量挽救了他，这种力量在20年后得到了反响：
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人，仅仅为我的艺术和未完成的职责而活着。
很显然，贝多芬早期力量道德伦理观，随着他的耳聋而土崩瓦解了。但是，它像一只长生鸟又再生了，只是靠着它才能使他的创造力得以实现。这样，到1807年他又写出了他的第三首《拉苏莫斯基》弦乐四重奏。他似乎已经完全从折磨中恢复过来，我们在作品旁的空白处看到：
即使对于艺术，也不必再对它掩饰你的耳聋……
大家都认为，和命运作斗争的宏伟场面，在他的第七交响曲里表现得最淋漓尽致。
这段“中年期”的高强度创作大约持续了10年。到40出头时，贝多芬已谱写了8首交响曲，5首钢琴协奏曲，1首小提琴协奏曲，25首钢琴奏鸣曲，11首四重奏曲，7首序曲，1部歌剧，1首弥撒曲。贝多芬在取得辉煌成就后，从42岁起有七年没有创作。这一定是他在沉思、反省。继沉寂时期而来的成果，也许在音乐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从1801年的《第一交响曲》到1812年的《第八交响曲》，在本质上是同一个贝多芬，一个常人所能理解的贝多芬。但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D调弥撒曲》、最后4首钢琴奏鸣曲、尤其是最后5首四重奏，所有这些则完全是另一个贝多芬。贝多芬的学生，切尔涅（Czerny）就不能理解他这一时期的音乐，他试图把它归结于贝多芬的耳聋。
贝多芬的第三种风格起始于他逐渐耳聋的时期……这导致他最后三部钢琴奏鸣曲的独特风格……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和音……
根据各方面综合考虑，贝多芬最后几部四重奏是他成就的“珠穆朗玛峰”，下面的说法再典型不过了：
它们是无与伦比的。
它们是无法用语言描述和分析的。
最后几首四重奏是独一无二的，对贝多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在所有的音乐中也是独一无二的。
但一定有许多人会这样说：没有人能说出这些四重奏的真正含意，我们仅能确信的是，它们表达的思想境界在其他任何地方也不能找到。用描述牛顿思想的名言，“有如独自穿过陌生的思想海洋”来描述最后时期的贝多芬的思想，再恰当不过了。
F大调四重奏第十六号是贝多芬最后完成的作品，它为贝多芬伟大的一生提供了一个辉煌的结尾。对于这首四重奏，J．W．N．沙利文这样评价道：
这是一个极度宁静的人所创造的作品，这是一个曾搏击长空但如今一切已成往事的人所拥有的宁静。这一特点最充分地显示在他最后一个乐章的主题句上：“一定是这样吗？一定是！”
回顾贝多芬的生活和创作，沙利文这样概括道：
要想了解贝多芬，最有意义的事实之一就是他的工作自始自终都是在有机地发展着……贝多芬创作的最伟大的乐曲是最后几首四重奏，从后往前看，每十年，他的音乐都较前十年有更大的进步。
这一概括和我们前面援引的艾略特对莎士比亚的概括有异常相似之处。莎士比亚、贝多芬两人早年克服生活危机的方式，他们不断成熟的思想，他们的创作和全部生活的有机结合，他们生命后期的伟大杰作，甚至在《暴风雨》和四重奏16号中显示出的告别心情，所有这些，的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Ⅲ
现在来谈牛顿。
伊萨克·牛顿，一个遗腹子，于1642年圣诞节那天降临人世，凯因斯（M．Keynes）曾贴切地写道：“这是最后一个奇婴，东方圣人也得向他致以真诚而恰如其分的敬意。”①牛顿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就是他突然爆发出的天才。儿时的他不是一个神童，当他1661年去伦敦剑桥的时候，可能除了基本的算术之外，他知道得很少。不要忘记，那时与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儿等人名字有关联的科学思想的新轮廓，还没有在剑桥和牛津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到1664年牛顿22岁时，他的天才似乎已经含苞欲放了。牛顿晚年回忆说，他“在这个时候（1664—1665）发现了无穷级数方法”。事实上，牛顿写出了一些摘记，后来成为一篇有连贯的论文，题目是“无穷多项式的分析”，并答应巴罗把它送给柯林斯（Collins）。并约定，无论如何不署他的名。这个约定后来收回了，但我们在这儿第一次看到了牛顿的一种禀性，这一禀性伴随牛顿终生。
1665年夏，由于瘟疫流行，剑桥大学停课，许多人被疏散出城。牛顿回到伍尔兹索普，这时他的天才像鲜花一般盛开。在科学思想史上，这是无可超越的一段时期。但是直到许多年以后，整个世界才知道牛顿在伍尔兹索普的两年间干了些什么。
在伍尔兹索普，23岁的牛顿在科学上作出了三大发现：微积分、光的色散和万有引力定律。在他逝世之前写的回忆中，关于引力定律的发现他是这样写的：
同年（1666），我开始考虑把地心引力延伸到月球轨道上……，推导出使行星保持在它们的轨道上的力，必定与它们到回转中心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由此，我比较了使月球保持在它的轨道上所需要的力与地面上的重力，并发现答案相当吻合，这一切是在1665和1666这两个疫症年代进行的，因为那些年代是我发现、思考数学和哲学的最佳年华。
首先，我们应注意到他说的“……那些年代是我发现、思考数学和哲学的最佳年华。”其次应注意到“答案相当吻合”这一关键词，它说明，他当时已经发现的月球在轨道上的加速过程，与根据平方反比定律推演出的地面上物体的加速过程，即苹果下落过程，这两者是相当切合的。牛顿似乎并不急于要进一步证明他预言的“答案”与实际“相当吻合”。的确，在发现自然界这样一个基本的定律过程中，他并未感到特别兴奋。事实上，后来有10年之久他完全没有考虑这一事件。
牛顿1667年初重返剑桥，1669年由于巴罗教授的推荐，接替了卢卡锡数学讲座教授的职务。
他回到剑桥后不久，牛顿完成了令他满意的光的色散的实验研究，并设计制造了第一台消除色差的反射望远镜，因为当时的折射望远镜总是存在色差。但是，他把这些研究成果压了几年才发表。
牛顿根据新的原理制造出望远镜的消息不径而走，人们迫切要求牛顿在皇家学会上展示这一望远镜。据说牛顿当时送去了两架望远镜，第二架在1671年的皇家学会上展出过。
1672年，牛顿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或许是由于这一原因，牛顿答应了当时任皇家学会秘书的奥顿伯格（Oldenburg）的要求，在学会上介绍他的发现，尤其是制造反射望远镜所依据的原理。在给奥顿伯格相继的两封回信中，牛顿写道：
我将以我卑薄的努力促进你们哲学计划的实现，并以此证明我竭诚的谢意。（1672年1月6日）
在第二封信中，牛顿建议报告他的光学发现，而不是对望远镜的描述，他写道：
让我讲解一个我不怀疑并且可以证实的哲学发现……，而不是描述那架仪器，这将使我感到更加荣幸；在我看来，如果那不是迄今对自然的演变所作的最重要的发现，也是最有趣的发现。（1672年1月18日）
我应提醒读者注意“如果不是最重要的发现，也是最有趣的发现”这些话。这是牛顿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表达了他对自己的发现的热情。但是，当牛顿发表了关于光的色散实验的解释后，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灾难：一场激烈的论战爆发起来了。牛顿对那些批评者的无能，感到不可容忍的恼火，他们甚至对他已经用实验证明了的结论都不理解。缺乏理解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惠更斯学派，甚至惠更斯本人都坚持认为：“用力学原理解释颜色组成的多样性，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即使假定牛顿的关于白光分解为各色光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困难仍然存在。”
起初，牛顿试图通过阐明他的方法去说服论战的对手：
最好和最安全的哲学研究方法似乎首先应该孜孜不倦地探究事物的性质，并通过实验确定事物的性质，然后通过相当慢的过程提出假说去解释他们。假说只是帮助解释事物的性质而不是确定它们，除非可以用实验去证明。
附带说一句，我们也许注意到，这里牛顿已经道出了他后来正式提出的著名的格言：
我不杜撰假说。
牛顿未能从方法上说服他们。从此，他对科学出版、讨论、争论感到厌恶。他写信给奥顿伯格说：
我已经够了，因此决定今后只关心我自己，而不再关心促进哲学计划的实现。（1672年12月5日）我觉得我成了哲学的奴仆，一旦我从林纳斯（Linus）先生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我将彻底地和哲学告别。除非为了我私自的满足，否则，它再也不会出现。因为我知道，一个人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要么决心什么新思想都不提出，要么成为一个捍卫新思想的奴隶。（1676年11月18日）
他这种对发表科学著作以及科学讨论、争论的厌倦感，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又多次表现出来。有两段话是最好的例证：
能得到公众广泛的好评和承认，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我羡慕的。这也许会使与我相识的人增多，但我正努力设法减少相识的人。
拿起笔写那些可能会引起争论的文章是最可羞的事，这种想法与日俱增。（1682年9月12日）
光学发现发表后不久，牛顿引退了，以后10年他干了些什么我们知之不多。但我们知道，1679年牛顿证明了在中心平方反比引力的作用下，物体运动的轨道是一个椭圆，引力的中心在椭圆的一个焦点上。但是，他还是不公开这个结果。
多年以后，直到1684年，一次偶然的但非出自牛顿本意的事件导致了科学史历程的改变。1684年1月，雷恩（C．Wren）、胡克（R．Hooke）和哈雷（E．Halley）在伦敦聚会时，他们提出了在平方反比引力作用下，行星的轨道是什么形状的问题。由于他们都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于是，哈雷于这年8月到剑桥去拜访牛顿，看牛顿对这一问题有什么看法。哈雷提出问题后，牛顿立即回答说：轨道是一个椭圆；而且他说早在七年多前他就已经得出了这一结果。哈雷万分高兴，并希望看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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